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USDA FAS）近日发布2026年度《生物技术及其他新型生产技术报告》。报告显示，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正加快由产业化试点走向更大范围种植：转基因玉米继续担当商业化推广主力，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突破100万亩；与此同时，生物育种的研发重心正由抗虫、耐除草剂等基础抗性性状，向抗逆、优质、加工改良及其他增值性状延伸。
对于正处于产业化关键阶段的中国生物育种行业而言，2026年的重要变化不仅是种植面积和获批转化体数量增加，更在于产业评价标准开始由″能否获批″转向″能否形成稳定的农艺表现、种植收益和终端价值″。
玉米领跑，大豆迈过百万亩门槛
报告援引农业农村部在2026年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交易会上公布的数据称，2026年中国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达到379万公顷，约合5685万亩，覆盖23个省份，约占全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8.3%。种植区域已扩展至黄淮海夏玉米区、北方春玉米区以及西北、东南和南方玉米区。
截至2026年10月，中国已批准219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种植面积、覆盖区域和品种数量同步扩大，意味着转基因玉米正在由多年产业化试点，逐步转向跨区域、常态化种植。
转基因大豆的推广规模仍明显小于玉米，但也跨过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门槛。2026年，中国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为6.87万公顷，约合103.05万亩，平均增产7%—8%，杂草防除效果约为95%。截至2026年10月，全国共有2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批。
不过，面积突破百万亩并不意味着转基因大豆已经全面进入常规化推广。黑龙江省2026年确定的41个大豆主导品种中，仍没有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豆品种。这表明，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进程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在主产区的品种接受度、推广体系和种植习惯，仍需进一步培育。
获批转化体扩容，基因编辑进入生产应用序列
在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获得生产应用生物安全证书的转化体数量也明显增加。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10月，中国共有40个转基因玉米转化体、16个转基因大豆转化体获得生产应用生物安全证书；基因编辑领域则有9个玉米转化体和6个大豆转化体获得相应证书。
与2024年12月的公开记录相比，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生产应用转化体分别由25个、10个增至40个、16个；基因编辑玉米和大豆转化体则分别由2个、5个增至9个、6个。其中，基因编辑玉米的数量增长尤为突出。
这意味着，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技术构成正在发生变化。转基因技术继续承担抗虫、耐除草剂等成熟性状的产业化任务，基因编辑则以更加精准的性状改良能力，逐步进入生产应用序列，为品质、抗逆和产量相关性状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转化体取得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于立即实现商业化种植。主要农作物仍需完成品种审定，相关企业还须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转化体数量反映的是研发及审批储备，实际市场表现仍取决于品种区域适应性、制种能力、推广体系和农户种植收益。
从″防虫除草″走向″抗逆、优质与加工增值″
传统转基因作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降低虫害和杂草造成的损失、减少农药投入以及稳定产量。中国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数据已初步体现出这一基础价值。
报告援引官方会议及行业数据称，转基因玉米对草地贪夜蛾、玉米螟等主要害虫的防治效果超过90%，杂草防除效果同样超过90%，平均增产约8%；籽粒黄曲霉毒素和伏马毒素含量降低70%以上，种植收益可增加每公顷3000元以上。
但从近期获批产品看，中国生物育种的研发管线已不再局限于″防虫除草″。
2025年12月，农业农村部批准中国首个转基因耐旱玉米转化体NAZ-4；2026年4月，又批准首个转基因高油大豆转化体WRI1ox-1，以及首个基因编辑糯性改良玉米转化体Wemi Nuo 101。前者面向干旱等非生物胁迫，后两者分别指向油脂含量提升和加工品质改良。
这一变化具有清晰的产业含义：生物育种的价值创造正由种植端节本增产，向抗逆稳产、营养品质改善和加工端增值延伸。基因聚合、基因编辑、基因组选择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育种，也为多性状协同改良提供了更多工具。
未来，种企之间的竞争将不再只是转化体和安全证书数量的竞争，更是性状稳定性、品种区域适应性、种植综合收益以及下游加工需求的竞争。能够与饲料、油脂加工、食品工业等终端场景形成明确价值连接的产品，更有可能在商业化过程中建立持续优势。
产业化进入″面积扩张与性状升级″并行阶段
从USDA这份报告看，5685万亩转基因玉米和103万亩转基因大豆，标志着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已形成更具规模的种植基础；不断扩大的转化体储备，则为后续品种供给提供了支撑。
但2026年的真正转折，并不只是面积数字的增长，而是产业开始同时面对两项新任务：一方面，要在更大区域和更复杂种植条件下验证品种的稳定性与经济性；另一方面，要推动研发管线由基础抗性向抗旱、耐盐碱、高油、品质改良等方向升级。
由此，中国生物育种正在进入″扩量″与″增值″并行的新阶段。前者决定产业化的覆盖广度，后者决定技术溢价和产业价值的高度。对于本土种业和农业科技企业而言，下一阶段的竞争焦点，将是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复制的品种表现、可验证的农户收益，以及可被下游产业接受的终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