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研究员与英国塞恩斯伯里实验室（Sainsbury Laboratory）的Jonathan D.G. Jones教授在Cell发表题为Roads not taken: The mismatch between safety and regulation of plant breeding innovation（未竟之路：植物育种创新的安全性与监管错位）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当前全球农业面临着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挑战。虽然转基因、顺式转基因（cisgenesis）和基因组编辑等新技术已经能够实现比传统育种风险更低的精准遗传改良，但当前的监管框架仍然过度关注″使用了什么方法″，而不是″最终产品的特性″。这种监管与创新之间的不匹配，阻碍了许多有前景的农业技术的发展。
当前监管框架的局限性
现代监管体系对″基因改造（GM）″的定义往往停留在历史狭义层面。然而，科学评估已多次表明，使用GM方法培育的作物，其风险并不高于传统植物育种。僵化的监管分类（如基于SDN的监管分类）已无法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基因组工程技术。
被当前监管阻碍的四大创新案例
文章列举了多个因监管不匹配而″未竟之路″的前沿创新实例：
植物免疫受体跨物种转移：例如将辣椒的抗病基因（Bs2）及其辅助基因转移到水稻中，赋予水稻新的抗病性。由于供体植物（辣椒）是广泛食用的安全作物，这种转移并无新的饮食风险，但目前的监管负担与其实际风险极不相称。
顺式转基因与″疾病超级基因座″（DSL）：例如Corteva公司开发的玉米DSL，利用CRISPR技术将7个玉米自身的抗病基因精准整合到单一基因组位点。该产品不含任何外源DNA，在美国已获豁免，但在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仅因为″SDN3介导的整合″不符合现有监管类别，就面临不确定的监管待遇。
光合作用工程：通过引入细菌和藻类的多个基因，构建新的代谢循环（如McG循环）以减少光呼吸损失，从而显著提高作物产量。这种复杂的多基因代谢工程无法仅通过基因编辑实现，却因现行监管而无法进入田间试验。
AI辅助的蛋白质设计：利用AI从头设计合成的植物免疫受体，以实现对多种病原体的可编程抗病性。这项新技术模糊了基因编辑、顺式转基因和经典GM之间的界限，现有监管分类对此无能为力。
公众接受度：标签透明比技术本身更关键
公众对转基因的焦虑往往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缺乏透明度和消费者选择权。相反，透明的沟通和真正的消费者选择能够有效建立公众信心。
1990 年代的英国，标注"GM 番茄制成"的增稠番茄酱被广泛购买和接受——公众的焦虑并非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源于未加标识的 GM 大豆与玉米混入大宗供应链、使消费者失去选择权，GM 产品随后被撤出欧洲市场。与之相对，一款 GM 紫番茄目前在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获批并被接受。透明的沟通与真实的消费者选择可以支撑公众信心——尽管对走大宗供应链的谷类作物而言，落实这种选择更为困难。
结论与呼吁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提出新技术，而在于把分散的案例归纳成一个政策论证：当监管以方法为触发条件，越精确、越贴近育种者自身基因池的技术反而越容易"无类可归"。对植物科学界而言，这也是一次明确的立场表态——由两位分处英中两国、深耕免疫与基因编辑的学者联署，指向同一个结论：作物应当按其性状被评估，而不是按其出身。
作者强烈呼吁，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需要进行一次果断的转变，建立基于科学、成比例且以产品为中心（product-focused） 的监管框架。评估作物的标准应该是 ″它能做什么（特性与安全性）″，而不是 ″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技术手段）″。科学和技术已经准备就绪，现在需要的是监管和政治上的意愿来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
来源: 公众号：生物信息与育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