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阿根廷农业发展与中阿合作机遇》，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
作者丨郑方辉，戴栩菲
阿根廷农业基本情况
阿根廷是传统农业大国。得益于广阔的耕地面积、平坦肥沃的土地资源、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和规模化机械作业的生产方式，阿根廷农业具有单产高、成本低、质量上乘等优势。长期以来，农牧业一直是阿根廷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出口创汇来源，农业及其附属加工产业占据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并创造该国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
阿根廷在全球农业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世界第三大大豆、第四大玉米和第十二大小麦生产国，世界第八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豆油、豆粉和豆粕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玉米出口量居世界第二位（见表1）。然而，由于农牧用地开发较早、缺乏基础设施支撑、国内市场较小等因素，阿根廷农业受国际供需影响较大。近年来，阿根廷农业部门呈现低增长特征，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总体在5%～7%区间波动（见图1）。
表1 阿根廷主要农产品世界排名
注：目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排名更新至2023年，考虑到2022年和2023年阿根廷农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影响，农业产量不足以代表其真实水平，故选取2021年的产量和出口量数据。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阿根廷农业产业格局
阿根廷种植业生产结构中，谷物和油料作物占绝对主导地位。谷物主要为玉米、小麦、大麦和高粱。油料作物中，大豆处于绝对核心地位（见图2至图4）。
01 大豆
大豆是阿根廷最重要的农作物，高峰时期播种面积超过该国耕地面积的一半，目前仍维持在40%以上。2023—2024产季产量4821万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0%，仅次于巴西（1.63亿吨）和美国（1.16亿吨）。
阿根廷大豆产品（原豆、豆粕、豆粉、豆油和生物柴油）几乎全部用于出口，是该国最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2024年大豆及附属产品出口额196.2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4.6%，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印度、中国和越南，三大市场出口量占比约65%（见图5）。此外，阿根廷政府通过阶梯式出口税（原豆26%、豆粕24.5%）促进本土压榨产能扩张，整体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加工品导向特征。豆粕和豆油分别占大豆制品出口总额的53.8%和33%，原豆仅占10%。2024年阿根廷大豆压榨量4300万吨，占全球压榨市场的18%。
02 玉米
玉米是阿根廷当前播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谷物，播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0%。2023—2024产季产量达574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3%。阿根廷玉米约三分之一被用于国内牲畜饲料、淀粉及乙醇生产，其余出口。2024年玉米出口额72.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1%，仅次于大豆、石油和汽车居第四位。主要出口目的地为越南（19%）、秘鲁（12.1%）和韩国（9.4%）。
近年来，全球玉米价格波动上升和农机化水平提高为玉米种植提供了基础支撑。相较于大豆等竞争性作物，玉米播种″窗口期″弹性较大，农户可根据气候条件灵活调整农事安排，使关键生长期避开每年1-2月的极端干旱天气。随着阿根廷主要农业区干旱频率增加，玉米种植面积正持续扩大，其在当地农业结构中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
03 小麦
小麦是阿根廷传统作物，种植历史悠长。然而，大豆和小麦种植之间存在较强的土地竞争关系。21世纪初，受大豆高利润驱动，小麦种植面积持续被挤压。随着大豆种植回调，小麦产量逐年回升。2023—2024产季小麦播种面积591万公顷，产量1581万吨，约占全球总产量的2%～3%。2020—2024年出口量维持在1000万～1500万吨/年，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7%～10%。2024年出口额27.6亿美元，其中近九成以原粒方式直接出口。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巴西（47.4%）、印度尼西亚（18%）和秘鲁（3.6%）。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南美国家中除乌拉圭和阿根廷外小麦均不能自给，阿根廷是周边国家最重要的小麦供应国，占比超过一半。
阿根廷农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农业是阿根廷经济绝对的支柱产业，但其农村地区正经历衰退。21世纪农业出口的繁荣加速了资本流入，大农场迅速推进机械化与单一化种植，小农场生存空间受到持续挤压。过去30年，阿根廷农业经营单位减少41.5%，规模前1%的超大农场控制了全国40%耕地，而规模后80%的小型农场仅占11%,土地集中化问题日益严峻。同时，农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缺乏定价权以及不稳定的政策环境，正不断侵蚀阿根廷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基础设施匮乏，削弱价格优势
交通方面，阿根廷铁路总里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4.7万公里下降至2023年的不足1.8万公里，导致谷物出口依赖公路运输。但农村公路硬化率仅38%，雨季卡车平均时速不足40公里（巴西为60公里）。主要出口港罗萨里奥港设备陈旧且易受巴拉那河水位影响，船舶平均等待时间长达15天（巴西桑托斯港仅3天），2022年干旱导致该港大豆出口量骤降57%。物流设施落后使阿根廷整体运输成本占农产品价格的比重达30%～40%（巴西为15%～20%），大幅削弱其价格优势。
仓储设施方面，据阿根廷农业部数据，2023年阿根廷全国粮食仓储容量仅能满足年产量的70%，剩余30%需临时堆放或提前低价抛售。2023年大豆收获季因仓库爆满导致约500万吨作物被露天存放，遭遇暴雨后损失超过10%。由于缺乏现代化仓储设施，中小农户仍依赖传统仓库，因虫害和霉变造成的粮食年均损耗率高达8%，欧盟仅不到2%。
农田水利设施方面，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阿根廷农业部数据，阿根廷仅有约15%的耕地具备灌溉设施，且多集中于西北部干旱地区的葡萄和橄榄种植园。在潘帕斯农业核心区，95%的大豆、玉米、小麦种植完全依赖自然降水。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阿根廷自然灾害频次和程度明显上升，其中2022—2023产季降水量较均值减少40%，导致大豆减产40%、玉米减产28%，损失超过200亿美元。
国际粮商主导，缺乏自主定价权
尽管阿根廷是世界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但其粮食出口业务主要被各大国际粮商控制。据阿根廷海关出口申报系统和罗萨里奥商品交易所统计，2024年阿根廷共有6887万吨粮食及副产品申报出口，其中美国嘉吉（954万吨）、美国邦吉（745万吨）、法国路易达孚（673万吨）、美国ADM(395万吨）国际四大粮商约占40%。
欧美跨国巨头通过纵向整合、横向收购等方式进入阿根廷粮油生产和加工行业，并建立港口和仓储设施，逐步控制该国粮食出口核心环节。如美国嘉吉在罗萨里奥港拥有专属码头和筒仓，处理阿根廷全国超过30%的大豆出口，通过港口垄断抬高运输成本，打压竞争对手。美国邦吉联合孟山都公司向阿根廷农民推广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通过捆绑销售（种子+农药）控制生产端，向农民收取专利费等。阿根廷高度依赖国际粮商的贸易网络，这些公司掌握定价权和出口渠道，通过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导致阿根廷外汇收入和税收大幅减少，削弱政策有效性。在生产领域，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国际粮商推广单一作物的集约化种植，缺乏休耕轮作、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导致土壤地力不断退化。
经济政策反复，拖累出口竞争力
阿根廷高额的出口税收和严厉的外汇管制，成为限制其农产品出口的核心制度障碍。2003年，克里斯蒂娜政府为缓解财政危机，大幅提高农业出口税，该税种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此后各届政府农业出口税政策变动频繁，政策反复成为常态（见表2）。相较巴西稳定的8%～10%大豆出口税，阿根廷出口税率高、调整频繁，推高企业成本，叠加基建滞后等因素，出口竞争力持续弱化。
此外，阿根廷外汇政策动荡，使出口商承受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对冲成本。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政府实行货币局制度，将比索与美元1:1固定挂钩，导致比索高估，严重抑制出口，最终引发债务违约。2002年，阿根廷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虽短期提振出口，却引发了长期通胀。此后，比索贬值，资本外逃加剧，外汇储备见底，政府被迫限制美元购买，由此催生″蓝色美元″黑市，汇差一度高达140%。2014年，克里斯蒂娜政府出台法令，强制出口商将出口收汇按照官方汇率（较黑市折价50%）结汇，不得私留美元，迫使出口商囤积粮食以规避损失，严重扭曲出口市场。尽管米莱政府尝试汇率自由化改革，但外汇储备枯竭和高通胀严重制约了政策空间和改革进程。
中阿农业合作机遇
作为世界粮食消费大国，我国目前粮食供需呈现″主粮安全、饲料紧缺″的特征。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7.06亿吨，其中水稻和小麦两大主粮基本实现自给。然而，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升级和养殖业快速发展，大豆和玉米等饲料作物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2024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创10503万吨的历史新高，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长期超过80%。玉米进口量从2010年的157万吨激增至2024年的1364万吨。受耕地资源硬约束影响，主粮与饲料之间争地矛盾难以调和。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构建多元化进口渠道、加速海外农业布局，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1 多元化进口替代选项
2024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1.58亿吨，为历史第三高。其中大豆占比66.67%、大麦9.04%、玉米8.66%、小麦7.10%、高粱5.50%。自阿根廷进口粮食680万吨，同比增长37%，主要作物为大豆（410.2万吨）、大麦（167.3万吨）、高粱（102万吨）。由于目前我国大豆仍以原豆进口、国内压榨为主，中阿贸易合作相对有限。作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的第三大大豆进口来源，在美国关税政策反复、贸易前景不定的情况下，阿根廷具备成为我国进口补充渠道的潜质。此外，2024年7月中粮集团重启对阿根廷玉米进口，其反季节生产特性（10月至次年4月）恰好填补中国北半球玉米上市空档期，为降低对美国玉米进口的依赖（目前占比约70%）提供了新选择（见表3）。
02 海外农业仓生产基地
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耕地面积已逼近红线。2024年我国大豆单产133.3公斤/亩，如完全替代当年进口大豆，需新增耕地7.88亿亩，相当于现有大豆种植面积（1.55亿亩）的5倍，或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0%。因此，难以单纯依靠国内资源保障长期供给。此外，目前国际四大粮商控制全球粮食贸易，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议价能力。加强海外农业布局，充分利用国外耕地资源，建立境外粮食生产基地，是我国应对全球粮食供应和贸易风险的重要途径。
阿根廷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0.93公顷，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阿根廷地处南半球，农业生产周期与我国具有天然的季节互补优势。土壤、气候条件优越，大豆、玉米等作物单产均高于我国，具备成为我国海外粮食生产合作伙伴的自然条件。2024年，米莱政府废除″外资持有农业用地不能超过国土面积15%″的上限，全面放开外资在阿根廷购买农村/农业土地的限制，为我国企业在阿根廷搭建海外种植基地提供政策机遇。
03 基础设施投资
相比邻国巴西，阿根廷交通运输、仓储和灌溉等基础设施落后，严重限制其生产潜力。而我国在基建、农机和数字农业上的优势，有望帮助阿根廷系统性突破农业出口效率″瓶颈″。此前，中粮集团控股阿根廷罗萨里奥港粮食码头，与阿根廷农业合作社协会（ACA）共建铁路专线连接粮库与自有码头，大幅提高了运粮及卸货效率。长期以来，海外耕地、铁路、港口等的特殊属性，使相关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均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外资限制。目前，阿根廷政府为吸引投资，将国有铁路货运公司、港口等诸多关键基础设施私有化，并完全放开土地限制，为我国构建″种植—加工—仓储—运输″全产业链布局提供了战略可能性。
思考与建议
我国与阿根廷农业供需结构高度互补，双方可在政策协同、产业链结构和金融配套等方面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共同突破我国饲料作物供给瓶颈与阿根廷农业结构性矛盾。一是推动设立政府间农业协调委员会，定期协商关税配额、检疫标准互认、投资政策等问题，通过关税结构和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在阿根廷扩大压榨产能，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农业税收框架。二是优先推进港口、铁路、粮食集散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考虑与ACA等本土粮农组织合作，组建联合体，以铁路改造、仓储设备、灌溉系统等建设换取股权或长期大豆供应协议。三是加强政策性金融支持，可设立专项贷款计划，重点支持海外耕地开发、农产品加工和相关基建项目。同时，完善保险制度和其他风险对冲工具。四是借鉴中国—巴西本币结算模式，对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农产品予以优惠，完善配套金融服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